摘要：耕地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事关民生福祉和国家安全。当今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而传统的耕地““非粮化””定义没有与时俱进，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安全和稳定，也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对传统耕地“非粮化”定义的分析和认识，探讨了如何在大食物观视域下，科学合理地界定新时代耕地“非粮化”定义，提出了避免耕地“非粮化”路径，以促进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命线。

　　关键词：大食物观；耕地““非粮化””；传统认识；重新界定；避免路径

　　粮食是国计民生的基础和保障，而耕地又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其利用方式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夯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保障耕地用于种植基本农作物管理体系。作为一个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国家，我国利用全球仅有的9%的农田，成功提供了近五分之一人口的食物需求。但是当前，由于耕地“非粮化”的定义没有与时俱进，尤其是大食物观的适时提出，对于耕地“非粮化”的认识和理解存在较大差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大食物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农业发展理念，其内涵丰富且深远。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以粮食为主的食物结构，明确粮食不再局限于稻谷、小麦和玉米等传统意义上的粮食，而是强调了食物的多样性和营养性，涵盖了粮、果、菜、肉、奶等多个领域。其特点在于其全面性和多元性，它不仅关注粮食的数量安全，更注重粮食的质量安全和营养安全，以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食物需求。

　　在大食物观视域下，与时俱进地明晰耕地“非粮化”的定义，对于准确把握耕地利用现状、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政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大有裨益。

　　一、对传统耕地“非粮化”的认识

　　“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18亿亩耕地的约束性指标，对我们充分认识和理解新时代耕地“非粮化”，确保粮食安全具有极其深远意义。

　　（一）传统“非粮化”概念。传统的耕地“非粮化”是指耕地资源在利用过程中逐渐偏离粮食生产，转向其他非农业用途的现象，一些专家认为，耕地“非粮化”实际上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用途的变化，体现了农业种植结构中粮食作物与其他作物间的失衡对耕地造成短期内难以修复的后果。这一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市场需求、技术进步、政策导向等。这种现象在经济发展较快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较为突出，其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种植结构的调整，即耕地由种植粮食作物转向种植经济作物或其他作物；二是土地用途的转变，即耕地被用于非农建设或生态恢复等用途。

　　（二）耕地“非粮化”成因。耕地“非粮化”的成因复杂多样，一是市场需求的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对水果、蔬菜、肉类等非粮食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农民更倾向于种植这些高附加值农作物。二是比较效益的差异。相对于粮食作物而言，经济作物通常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前景，因此农民在决定种植内容时往往会首先选择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三是政策导向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或发展非农产业的政策。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减少，耕地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四是生态环境因素。一些地区由于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导致耕地无法继续用于粮食生产，从而转向其他用途。五是项目用地需求旺盛。由于粮食种植的经济收益相对都较低，为提高经济效益，部分粮区会想方设法招引项目，而土地是项目落地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为了尽快发展经济，导致耕地“非粮化”日益严重。

　　（三）耕地“非粮化”后果。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以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气候变化的加剧以及资源环境的约束，粮食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耕地“非粮化”使确保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和粮食安全面临严重挑战。一是增加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随着非粮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相应减少，导致粮食生产的增产潜力受到限制，往往需要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粮食需求。二是可能引发粮食生产结构的失衡。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农民可能更倾向于种植高附加值的非粮作物，导致粮食作物的生产比例下降。这种结构失衡可能使得粮食供应变得不稳定，增加了粮食安全的风险。三是可能对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过度“非粮化”可能会对耕地质量造成损害，一些非粮作物可能需要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投入，长期种植可能导致土壤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不仅影响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还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潜在威胁。

　　二、大食物观视域下重新界定耕地“非粮化”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粮食观发生巨大变化，取而代之的是大食物观，在此视域下，需重新界定和认识耕地“非粮化”。

　　（一）重新明晰耕地“非粮化”意义。在大食物观视域下，与时俱进地明晰耕地“非粮化”，对于农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助于准确判断耕地“非粮化”的程度和趋势，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其次，有助于深入理解耕地“非粮化”的成因和影响机制，从而制定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确保耕地红线和底线；再有，有利于进一步践行大食物观，更好地服务粮食安全；最后，统一的定义有助于各方达成共识，推动农业政策的顺利实施和落地，以及为严格执法提供依据。

　　（二）传统“非粮化”定义的局限性。当前，对于传统耕地“非粮化”的定义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一方面，现有定义往往侧重于描述耕地“非粮化”的表面现象，如种植面积的变化、作物种类的调整等，而缺乏对其内在动因和深层次影响的深入分析。另一方面，不同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耕地“非粮化”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和判断依据。

　　（三）“非粮化”定义亟须重新界定。从大食物观的视域出发，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耕地“非粮化”进行重新定义和界定，既可以确保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也可以提高其他领域的土地利用效率和合法性。在明晰耕地“非粮化”定义时，首先要明确耕地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其次，要关注耕地它的内在动因和深层次影响，而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最后，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农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定义，这包括明确非粮作物的范围、耕地的使用方式和程度等，科学制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对此，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对当前耕地“非粮化”经营有过比较权威的论述，值得参考：一般耕地应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菜及饲草饲料等的生产；永久基本农田是优质耕地，要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生产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