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粮食科技水平的提升，近几年我国粮食供求总体相对平衡，基本实现了“吃得好”的既定目标，人民的食物满意度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当前随着国际疫情和国际经济形势的日益严峻，俄乌冲突尚在持续，极端气候频发，国际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挑战，国内粮食政策遭遇国际规则争端激烈，粮食安全面临新风险。2015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全方位保障粮食安全。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从“大食物观”战略视角分析应对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新风险，有利于降低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有利于保障我国粮食长期安全。

　　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新风险

　　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持续向好，但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面临系统性新风险。

　　因自然灾害、疫情、冲突和制裁等因素引致的粮食安全系统性风险增加。一是，近年来，全球突发性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增加，对抗病虫害和灾害的难度增强。研究指出，厄尔尼诺等极端气候解释了我国北部平原地区大豆产量波动的7%和玉米产量波动的26%。二是疫情叠加冲突和制裁，深刻改变着粮食安全风险系数。新冠疫情加剧粮食不安全局面，俄乌危机暴露了全球粮食体系的相互关联性和脆弱性。粮农组织最新报告指出，2022年，有58个国家和地区的2.58亿人受到严重粮食危机的影响，数据高于2021年的53个国家和地区的1.93亿人。我国粮食总量充裕，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个别品种对外依存度较高，易被“卡脖子”。

　　因人口增长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食物短缺困扰加剧。一是居民有效需求能力的提升使得食物之间的替代性以及价格波动的关联性增强，信息经济下价格信号横向传递的即时性提高了市场反应敏感度，粮食供求宏观调控难度增大。二是因人口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所增加的世界粮食消费量将超过供给量，引发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发现，人均国民收入增加10%，动物性食物消费以平均8%左右的比例增加，由食物消费精深化引起的粮食消费量将大于预想而激增。从中长期看，预计2030年，中国对饲料粮玉米的需求将超过3亿吨，国内产需缺口将达到2500万吨以上，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凡此种种系统性风险很难靠粮食贸易进行事后补救，必须高度重视，及早建立粮食安全防御战略。

　　受种粮成本和农民老龄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主粮稳产增产难度越来越大。当前，粮食播种、种子、化肥、农药和人工等生产成本大幅上涨，种粮收益呈下降趋势，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此外，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等问题客观存在，直接影响粮食安全。“谁来种粮”问题重引热议。

　　应对粮食安全新风险需要建立“大食物观”，实现三个转变

　　大食物的内涵为，综合考虑耕地、林地、牧草地、湖泊、沼泽、海洋等空间性土地资源产出的所有食物，它是基于包含口粮与杂粮、木本粮油、坚果、蔬菜、水果、肉禽蛋奶和水产品等综合视域下的食物。“大食物观”下的粮食安全涵盖四个维度，即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结构安全和生态安全，它偏重于食物结构的优化，注重食物的营养健康、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新视域下的“大食物观”战略具有以下关键特征。

　　从“粮食”向大食物观念转变。传统粮食观念主要是大米、小麦、豆类和粗粮等“粮食”思维，对于包含动植物、微生物且适应未来人们需求的大食物认识不足。大食物与营养、健康、可持续、绿色消费的理念一致，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主流需求。从长远来看，单纯偏重“粮食”供给，无法有效应对粮食消费结构升级，无法满足新时期人们对高质量多样化食物的需求。必须扩展粮食范畴，全方位多途径立体式开发食物资源，尽快从传统的“粮食”观转向大食物观。

　　从传统“二维”粮食安全向“四维”食物安全认识转变。“二维”粮食安全包含粮食的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它强调提供足够且安全的粮食（包括饲料用粮）供给，是超越个人生存层面的“吃得好”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大食物观”下的粮食安全更关注食物结构安全和生态安全，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吃得健康”层面上的食物安全。结构安全意味着食物供给结构要随消费理念和消费结构升级并与之保持动态平衡；生态安全则是指从产地到餐桌的各环节均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大食物观”考虑食物的健康和营养结构均衡，顾及食物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应重塑食物安全理念，尽快由传统二维“粮食”观转向四维大食物观，实现食物的营养卫生、多元、健康和绿色可持续。

　　由“单向施策”向“综合施策”战略转变。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相关政策主要聚焦于主粮生产安全及其耕地生态问题，较少从大食物系统视域统筹安排。单一施策效果有限，甚至容易形成不同对策之间效果的“对冲”，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必须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全国土地资源及其可食用的产出并适应气候变化和生态需求，考虑食物供给的健康性和低污染性，着力提升空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从“单向施策”向“综合施策”转变。

　　当前，实施“大食物观”战略对于防范粮食安全风险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大食物观”有利于开拓耕地资源休养生息的空间。食物消费的多样化、精深化及结构升级意味着食物之间的替代互补性增强，意味着可以用其他空间性土地资源替代部分耕地资源，为耕地地力恢复腾挪空间。其次，“大食物观”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并保护环境。许多大食物品类属高价值产品，可用以促进农民增收。同时，对生态安全的足够关注有利于治理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再次，“大食物观”有利于减少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增加国内粮食安全抗风险弹性。“大食物观”下对多样化食物的摄取可以增强食物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可以弥补国内传统粮食品种的短缺，容易形成自动稳定机制，能够分散并降低粮食进口风险，有效提高粮食安全风险弹性，维护长期粮食安全。

　　防范粮食安全新风险的对策

　　统筹“大食物观”理念创新，在稳产保供的前提下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食物有效供给。一是大食物观的根本在耕地，基础是粮食。保障食物供给，首先要稳定传统粮食产量，装满“米袋子”，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确保农田就是农田，农田必须是良田，努力建好10亿亩高标准农田，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二是推动食物生产空间由耕地为主向草原、森林、海洋空间等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向耕地之外要食物。向草原森林要食物，提升草原森林的食物供给能力；向江河湖海要食物，推进优质水产品有效供给；向设施农业要食物，提高绿色瓜果蔬菜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三是因地制宜，促进食物资源来源从传统的粮食向广阔的植物、动物、微生物资源拓展。结合当地资源禀赋，适当开发当地食物资源，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打造“粮经饲”“种养加”、农林牧渔协调发展的大食物生产体系。四是应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及时调整食物供给结构，确保食物有效供给。加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研究和预测，精准把握居民食物需求结构和趋势，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增加符合居民需求的食物生产，实现食物供求结构的动态平衡。

　　统筹制度和研发方面的创新，构建大食物安全系统。一要重塑大食物体系，树立大食物生产观、消费观和安全观。大食物生产观意味着生产的食物和加工的食材范围大大拓展，涵盖源于江河湖海、森林及设施农业等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等综合视域下的食物生产观念。大食物生产观下食物质量、数量和结构决定了大食物消费的内容，以大食物为理念的有效生产是满足人民高质量食物需求的关键。大食物消费观意味着与大食物生产观一致的大食物消费理念，关切食物消费的多元化、健康、营养均衡和有效性。大食物安全观意味着在安全技术支撑下依赖食物安全标准和安全法律法规的安全理念。二要从组织制度上保障大食物安全。依法有序构建大食物安全职能机构，专门负责大食物安全战略及政策的制定、研究部署和统筹指导等事宜。三要建立大食物营养健康研究机构，“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研究食物间的关联和消费科学，发布最新食物营养健康研究成果，宣传并鼓励替代性食物和健康食物消费，使人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吃得舒心。四要支持大食物类种业新技术研发，加速国内大食物产业生产效率和技术升级，从技术层面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科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和重要支撑。要高度重视食物种业技术，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食物种子，掌握先进生物育种技术，培育适应多样食物类型的优质专用型品种，以及应对极端气候条件的资源高效型品种，夯实我国种业安全基础。紧跟食物技术创新前沿，开发新型食物产业，研究植物性创新技术、碳中和或低碳肉类生产技术，以及微生物技术等，探索食物新生产方法，发展作物水培技术等。

　　统筹政治经济理论基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食物安全保障法规，从法律层面保障粮食安全。一是基于“大食物观”创新理念，拓展粮食安全的战略价值，从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高度，揭示其理论意蕴。在大食物安全视域下审视粮食安全，要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关系，进一步优化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的食物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实现农林牧副渔均衡发展。二是为增强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要构建富有韧性的大食物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扩大食物类别口径，建立新食物产业，研发新食物技术，提升大食物安全的抗风险能力。三是基于全球思维，出台专门法律法规，在立法层面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食物安全保障体系。法规要清晰界定粮食产业开放领域，严格界定外资涉粮产业范围和区域。

　　统筹政策体系和法律制度，实现“大食物观”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战略目标。一是对于低碳、生态循环型的农业生产给予政策支持。以绿色生产财政补贴鼓励循环性农业生产方式，如农药、化肥等的减量使用，以及使用秸秆、动物排泄物、渔业废弃物作为有机肥投入生产等。再譬如，对于节水灌溉、传统种质资源繁育等行为，在金融贷款方面给予支持。二是聚焦生态友好目标，综合施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大食物观”下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发挥好各类政策的引导性作用，政策之间应互补协调，力求同频共振。如财政政策偏重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二次收入分配职能，金融政策侧重于投资导向和资金引流职能，产业政策关注于新兴产业培育职能等。三是目标政策要具有偏向性，不是“撒胡椒面式”的面面俱到，而是靶向精准。优惠政策要向绿色健康、资源节约、低污染性的大食物产购加储消和科学研究等行为倾斜，杜绝滥用、提高效能。尽快制定大食物产业链的可持续标准和环保标准，对标实施补偿性惩罚，提高破坏生态行为的机会成本，提倡绿色生产和消费。四是基于“大食物观”理念，营造节约粮食新风尚。严格执行《反食品浪费法》，厉行节约，避免食物浪费。遵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营养均衡膳食要求，不过量摄入食物，进一步节约食物资源。五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开启云端政策服务，依靠人群的分散性全方位监督特征，确保政策宣传到位，确保优惠政策及惩戒举措的落地实施。

　　统筹公共服务资源，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科技，推进大食物系统可持续发展。一是要建立大食物安全综合信息研究中心，探索高效预警模式。集成所有与大食物安全相关的部门数据信息，如，国家发展改革委、气象局、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局、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畜牧部门等，利用数据中心分析研判大食物安全状况，为大食物安全预警提供精准预测和科学决策依据。二是要坚决维护全域国土资源的生态安全。要加强陆地与海洋的现代化治理，停止以自然生态为代价的耕地扩张，考虑恢复土壤肥力的休耕制度，提高草原、森林覆盖率，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维护保护生物多样性，严格制定水生态系统标准，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三是要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提升粮食仓储效能。整合粮食供应链，优化粮食仓储布局和冷藏仓库布局等其他基础设施，减少粮食损失损耗。